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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著名诗人、俄罗斯联邦国歌的作词者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为例，谢尔盖是名，也叫大名，弗拉基米罗维奇是父称，米哈尔科夫是姓。在正式文件、证件、结婚登记、会议、报告以及正式场合相互介绍时，通常使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即“名+父称+姓”的全称形式，文书中更加正式的称谓顺序还可能是“姓+名+父称”。而在日常交往中，为表尊敬三打哈网络推广，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陌生人之间以及正式场合，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名+父称”。在非正式场合、家人朋友之间，则单独使用名字，或使用诸如谢廖沙、谢尔古沙等爱称和昵称。

俄罗斯人的姓，直到14至15世纪才出现。彼时，王公贵族为确保对世袭领地的永久占有，萌生了以姓氏代表整个家族利益的愿望。因此，古老的俄罗斯姓氏，象征着上层社会的特权，而且有很多为领地名，如舒伊斯基、秋明斯基等，颇具辨识度。17至19世纪初，城市商贾阶层和教士僧侣等神职人员相继获得姓氏权三打哈网络推广，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及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渐拥有姓氏。

基于此，俄罗斯人姓氏的获得也更加随意，由古代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竟占姓氏总量的四分之三，达三万之多。在有名无姓时期，对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以“名+父称+绰号”相称三打哈网络推广，如“伊万·米季特之子·矮子”(按现行俄汉翻译规范，中文译为“米季特之子·矮子伊万”)。父称在解决“谁家人”问题的基础上慢慢演化为姓氏，也确定了俄罗斯人最常用的十大姓氏几乎都源自父称，如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波波夫、瓦西里耶夫等。

相比父称加绰号的复杂形式，古罗斯人更常使用名字加绰号，或直接用绰号，如莫斯科公国的奠基人被称为“尤里·长臂的”(中译为“长臂尤里”)，第一个伊万大公被称为“伊万·钱袋子”(中译为“钱袋子伊万”)。普通百姓则人人有绰号，由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五花八门：如莫斯科大学创始人罗蒙诺索夫的姓氏来自“鼻子受伤的人”，作家普希金这一姓氏源于其祖先如“大炮”一样率真刚烈的性格。

农奴解放后，普通人获得姓氏的方式延续了这种随意性。如获得自由的农奴直接登记为原农奴主的姓，使整村人使用同一个姓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没有姓的士兵进行登记，或根据外貌授其姓氏，或将军事术语作为姓氏，因此这一时期出现很多斯米尔诺夫(意为“立正”)、诺维科夫(意为“新兵”)、卡拉乌洛夫(意为“哨兵”)的姓氏，还出现了大量同一天、同一时期入伍的新兵被授予同一姓氏的情况。十月革命后三打哈网络推广，由于连年战事，出现了大量孤儿，保育院索性以别济缅斯基(意为“无名字的人”)、别斯法米利内(意为“无姓的人”)为姓。

基于以姓氏为尊的传统，汉民族姓氏发展虽受一定局限，取名却有了更多自由空间。受儒家尊古敬祖传统及伦理文化的影响，汉民族取名时有一些忌讳，如国君、皇帝的名字中包括的字和音需避讳，先祖的名字也要避讳。除此之外，汉民族取名方式不拘一格，主要讲求字的含义，诗词、成语、典故、希冀、姓氏等都可成为取名的因素，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数量上也大大多于姓氏。

与姓氏的随意性相比，俄罗斯民族对待取名字这件事严肃多了，且充满了仪式感。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民族千余年来受到的宗教文化影响。988年，古罗斯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后又称东正教。按照教规，婴儿出生后要到教堂接受洗礼，依据教会历书上当月所列圣徒的名字赐予婴儿教名，这些名字大都由罗马、拉丁和东方教会的名字演变而来，如亚历山大、格奥尔吉、阿列克谢、叶卡捷琳娜、安娜等均由教名沿袭而来。教名的取名方式也影响了姓氏，俄罗斯人姓氏中的很多也由教名演变而来，据统计，迄今已达一万多个。由此可见，对于有着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民族，在有四万多个姓氏可选的情况下三打哈网络推广，重姓远远少于重名。

汉俄不同的姓名系统，折射出两国世界观、价值观、民俗、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正如俄罗斯姓氏学家M·B·郭尔巴涅夫斯基所言：“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条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了解俄罗斯人名系统的使用和适用，认识中俄两国姓名系统的深层文化内涵与差异，对于消除和减少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误会，增进两国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