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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著名诗人、俄罗斯联邦国歌的作词者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为例，谢尔盖是名，也叫大名，弗拉基米罗维奇是父称，米哈尔科夫是姓。在正式文件、证件、结婚登记、会议、报告以及正式场合相互介绍时，通常使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即“名+父称+姓”的全称形式，文书中更加正式的称谓顺序还可能是“姓+名+父称”。而在日常交往中，为表尊敬，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陌生人之间以及正式场合，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名+父称”。在非正式场合、家人朋友之间，则单独使用名字，或使用诸如谢廖沙、谢尔古沙等爱称和昵称。

俄罗斯人的姓，直到14至15世纪才出现。彼时，王公贵族为确保对世袭领地的永久占有，萌生了以姓氏代表整个家族利益的愿望。因此，古老的俄罗斯姓氏，象征着上层社会的特权，而且有很多为领地名，如舒伊斯基、秋明斯基等，颇具辨识度。17至19世纪初，城市商贾阶层和教士僧侣等神职人员相继获得姓氏权，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及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渐拥有姓氏。

基于此，俄罗斯人姓氏的获得也更加随意，由古代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竟占姓氏总量的四分之三，达三万之多。在有名无姓时期，对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以“名+父称+绰号”相称，如“伊万·米季特之子·矮子”(按现行俄汉翻译规范，中文译为“米季特之子·矮子伊万”)。父称在解决“谁家人”问题的基础上慢慢演化为姓氏，也确定了俄罗斯人最常用的十大姓氏几乎都源自父称，如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波波夫、瓦西里耶夫等。

相比父称加绰号的复杂形式，古罗斯人更常使用名字加绰号，或直接用绰号，如莫斯科公国的奠基人被称为“尤里·长臂的”(中译为“长臂尤里”)，第一个伊万大公被称为“伊万·钱袋子”(中译为“钱袋子伊万”)。普通百姓则人人有绰号，由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五花八门：如莫斯科大学创始人罗蒙诺索夫的姓氏来自“鼻子受伤的人”，作家普希金这一姓氏源于其祖先如“大炮”一样率真刚烈的性格。

农奴解放后红包牛牛，普通人获得姓氏的方式延续了这种随意性。如获得自由的农奴直接登记为原农奴主的姓，使整村人使用同一个姓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没有姓的士兵进行登记，或根据外貌授其姓氏，或将军事术语作为姓氏，因此这一时期出现很多斯米尔诺夫(意为“立正”)、诺维科夫(意为“新兵”)、卡拉乌洛夫(意为“哨兵”)的姓氏，还出现了大量同一天、同一时期入伍的新兵被授予同一姓氏的情况。十月革命后，由于连年战事，出现了大量孤儿，保育院索性以别济缅斯基(意为“无名字的人”)、别斯法米利内(意为“无姓的人”)为姓。

基于以姓氏为尊的传统，汉民族姓氏发展虽受一定局限，取名却有了更多自由空间。受儒家尊古敬祖传统及伦理文化的影响，汉民族取名时有一些忌讳，如国君、皇帝的名字中包括的字和音需避讳，先祖的名字也要避讳。除此之外，汉民族取名方式不拘一格红包牛牛，主要讲求字的含义，诗词、成语、典故、希冀、姓氏等都可成为取名的因素，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数量上也大大多于姓氏。

与姓氏的随意性相比，俄罗斯民族对待取名字这件事严肃多了，且充满了仪式感。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民族千余年来受到的宗教文化影响。988年，古罗斯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后又称东正教。按照教规，婴儿出生后要到教堂接受洗礼，依据教会历书上当月所列圣徒的名字赐予婴儿教名，这些名字大都由罗马、拉丁和东方教会的名字演变而来，如亚历山大、格奥尔吉、阿列克谢、叶卡捷琳娜、安娜等均由教名沿袭而来。教名的取名方式也影响了姓氏，俄罗斯人姓氏中的很多也由教名演变而来，据统计，迄今已达一万多个。由此可见，对于有着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民族，在有四万多个姓氏可选的情况下，重姓远远少于重名。

汉俄不同的姓名系统，折射出两国世界观、价值观、民俗、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正如俄罗斯姓氏学家M·B·郭尔巴涅夫斯基所言：“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条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了解俄罗斯人名系统的使用和适用，认识中俄两国姓名系统的深层文化内涵与差异，对于消除和减少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误会，增进两国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