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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石窟艺术首先秉承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形式，在传承和发展中融合华夏民族的文化、思想、情感和审美，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艺术瑰宝。从今天看，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是中国雕塑工艺的杰出代表贝博生物平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内涵佛教信仰、哲学思想，同时又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演变、适应人们的精神需求，发挥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佛教造像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巩固政权、安定民心的载体，并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以佛教造像为主体的石窟也成为社会活动场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当时佛教造像盛行的景象。隋唐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佛教造像盛况空前，但发生了功能性转变，让佛国世界成为人间社会的折光反射。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人民安居乐业，佛教造像有“菩萨如宫娃”之说，佛像面容圆润端详、神情庄严慈祥，确切地表现了盛世之美；宋朝开始提倡儒家理学，汉传佛教受到限制贝博生物平台，开凿石窟的风气已趋衰落，造像的理想化成分减少、世俗化气息加强，甚至菩萨、罗汉、侍者都是现实人物的写照，同时藏传佛教石窟造像渐崭露头角；元、明、清时期石窟开凿逐渐衰落，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寺院都是佛教主要活动场所，佛教造像也主要在寺中供奉。洞悉这一切，都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历朝历代制度制约的影响。

马德：佛教中国化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的本土化、社会化。以弥勒佛的造像为例，弥勒造像作为佛教的一种载体形式，是其所对应的时代和地域弥勒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它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历程，而且不断适应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实际上，什么样的弥勒像也是当时社会的折射，体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神”的社会需要。

比较典型的是建于1500余年前的“江南第一大佛”新昌大佛，三代僧人相继雕凿贝博生物平台，历时30年建成，是如今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佛像秀骨清相、额部宽广、眉眼细长、两耳垂肩，展现出佛陀沉静、智慧、超脱的内心世界。当时的北方大造交脚弥勒菩萨，到了南方直接成为结跏趺坐的弥勒佛，实现弥勒由“一生补处”(“一生补处”为菩萨的最高阶位，意为尽此一生后即能补到佛位。)菩萨到未来佛的转变。这是因为相比当时战乱的北方，南方社会较为安定繁荣，离人们的理想社会更近，僧人审时度势，营造了下生的弥勒佛像。

一是注重历史知识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佛教石窟艺术内涵教义、哲学、伦理学、艺术等思想，学术界要秉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为社会进步发展提供借鉴。其作为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再为众人所关注。但其蕴含的包容、奉献与创造精神，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弘扬和传承，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例如“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莫高窟艺术及藏经洞文物记录了古代欧亚的中国、印度、波斯等文化在此汇流。如今贝博生物平台，依据敦煌研究院向全球发布的“数字敦煌”项目，民众在网上就能看到精美的洞窟壁画。早在唐代，高僧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述与传播佛学理论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日本佛学、建筑、雕塑的发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事件。再如，星云大师开创台湾佛光山后，又在全球创设300余间寺院，将包括佛教造像艺术在内的“人间佛教”与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均为可圈可点之举。(完)

马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敦煌石窟、文献、历史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出版《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等10余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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